诸侯不是一个典故，一个历史名词，而是一个行动的代号。
据说，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到后来只活下来一个。而这个人就是梁汉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梁汉初突然在国民党军统内部“人间蒸发”了。
几乎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包括他的亲人和朋友。一时间流言飞窜，小道消息铺天盖地，但无论这些消息的语言语法叙述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心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梁汉初已经死了。梁汉初死了？他怎么会死？又是死在谁的手里？军统内部也出现了短时间的蜚短流长。
戴老板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因为除了他，没有人会知道梁汉初究竟是死是活，活着又去了哪里。
是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既然选择了某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方式，那么，他在人间的一切信息，就该彻底的消失。
转年二月，有人在北部湾的里一座孤岛上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从这具尸体上残存的一些特征来看，死者确是梁汉初无疑。
当戴老板听到这个消息，长长地吐了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行动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戴老板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入夜后的上海依然保持着战前那份令人醉生梦死的灯红酒绿。虽说这里在半年前已经被日本军队全面占领了。
这个城市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位野心勃勃的所谓皇帝的，它应该属于所有的人类，属于整个世界。
每当张中玉萌生了这个想法，他就不由的要用那把锋利的小刀在自己的左臂上划下深深的血痕。
从这个观点来看，张中玉此人是个典型的国际主义者。也正因此，当他获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他的家乡上海，他便放弃了在美利坚合众国耶鲁大学即将获得的法学博士学位，毅然回国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
当时的上海在表面上是被日本占领军所统治，但实际上鱼龙混杂，各色人等比比皆是。
来自重庆方面的军统特工、汪伪政权的76号加上日本谍报组织梅机关以及中共地下党，几股势力在暗流奔涌的上海滩屡屡发生不为人知的殊死搏斗，此消彼长，竟然暂时保持着一种相持的局面。
而张中玉加入的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一部分海外归来的华侨自发成立的抵抗势力，但暗中却和军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的，在当时的那么复杂的环境当中，如果没有一个足以独当一面的靠山，那什么事情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张中玉这段时间以来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白渡桥去等一个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来上海有什么目的，张中玉并没有向他的上级提出任何质问。
他此时不知道自己所加入的抵抗势力是军统在上海安排下的一支生力军，可就在这两天，他隐隐的感觉得到，这次上级要他等的人，一定会给他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黄浦江的夜依旧和十年前一样的美丽、璀璨、令人神往。
十六铺码头上最后一位下船的旅客，站在江边的一座土台上，冲着滔滔不息的江水和穿流如梭的船只，深深的叹息了一声。
这位客人三十出头的年纪，白净面皮儿，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一袭很中国的青布长袍透着一股书卷味儿，让人一看就以为他大概是大学教授之类的文化人吧。
他在那座靠江的土台上站了不到一刻钟的功夫，缓步走了下来，融入了苍茫夜色之中。
上海，这个东方的明珠，亚洲的佛罗伦萨，此刻除去表面上浮躁的繁华，所能剩下的，只有满腔的怨气和叹息。
去年年底，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仅仅只用了三天的光景就使上海英法租界的守军们不战而降，红的耀眼的太阳旗飘飞在外滩和平饭店顶楼的那一刻，陈瑜的心头像在滴血。
陈瑜，字遐玉，浙江宁波人，他的故土距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先生的家乡奉化溪口仅仅只有三个时辰的路途，而且，当年蒋先生曾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时期，他就是第二期军官集训班毕业的学生，让一般人来看，他应该跟这个权势熏天的大人物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只有陈瑜自己知道，他和他的这位蒋校长不仅从未曾有过超越上下级界限的交往，甚至，他们之间明里暗里还存在着不能说不深的误会。
那是1933年发生的事了。
1933年1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向共产党所占据的闽赣湘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就在这时，随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前剿总指挥何应钦亲征的陈瑜之弟陈菊通过秘密通道，将这个情报及时的送到了红军最高指挥官的手中，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共的计划因此告败。陈瑜和陈菊虽说是亲生兄弟，可是，当年由于军阀混战，他们不慎离散，陈瑜远赴广东投奔了孙中山先生，而陈菊却阴差阳错的到上海认识了中共要人恽代英，而后秘密加入中共。他们数十年未曾谋面。后来陈菊突然高调以德国帝国陆军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并且成为何应钦手下的高级参谋，陈瑜当然要为这个弟弟变得如此出色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只是，他根本不会想到，这却是共产党布置在国民党心脏中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且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突然爆炸，给他带来可以说是影响了一生的麻烦。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陈菊利用身份之便，又相继向中共提供了不少非常具有战略性价值的情报，使得南京国防部的几次作战计划都宣告流产。但他的频频动作却引起了中华复兴社某些重要人物的怀疑。不得已之下，他借一次到上海的机会逃离了南京政府而直奔共产党苏区。陈瑜因为其弟暗通中共的原因，曾一度被中华复兴社二处的徐恩曾软禁，亦差一点被蒋先生冠上通共的罪由命赴黄泉，幸好，经陈果夫说情，并经过复兴社高级特工的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他毕竟没有和共产党有过直接的瓜葛，而且还是蒋先生的小老乡，到后来此事就算不了了之，但也从此失去了进一步在复兴社内部得到大幅度晋升的机会。
陈瑜到了北平。
陈瑜到北平的唯一任务，就是调查宋哲元是否真的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县人。时任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这已是1935年隆冬。
记得在临行前在南京下关码头，亲自前来给他送行的戴处长（当时的戴笠是军统局三处的处长）对他淡淡的说道：“梁玉老弟呀，这次北平之行是你获得老头子再度信任的唯一捷径，是我力争之下才得到的一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呀。”
陈瑜心里知道，戴笠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乡亲的情分，而是知道这个宋哲元和他陈瑜有过一段不平凡的交往。
三零年中原大战之时，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一名师长，也是冯玉祥麾下“五虎”之一，当时的陈瑜刚刚受命到中华复兴社报到，就被三处的处长戴笠派遣到宋哲元部去做宋哲元的策反工作，当时的陈瑜毕竟年纪太轻，而且搞特工的经验远远不如戴雨农之流老道，所以，他一到宋哲元的地盘就在无意之间露出了马脚，可宋哲元并没有除之而后快，而是礼送陈瑜出境，追其缘由，其因有二，一是陈瑜此人的谈吐确实不凡，足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之风，二是宋哲元虽说是行伍出身，但骨子里还是对读书人一向礼敬三分，这便是陈瑜当初能逃出生天的最大因果。
蒋介石当然通过布在宋哲元身边的耳线得知了这个消息，不过，他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对陈瑜如何如何，甚至竟然出乎所有中华复兴社成员意料的提拔了陈瑜，令他当上了该社特别行动科的副科长，只有陈瑜心里清楚，这是老蒋惯用伎俩，不罪反功之法，确是让陈瑜以死效力呀。
这一次，陈瑜觉得自己没有当初的那种好运气了，因为，此时的宋哲元不同彼时，戴局长的此举一定是老亲自蒋授意的，说不定还真是想要送了自己的这条烂命。
谁也没有预料到，就在陈瑜进驻北平的第三天，他便险遭暗算，差一点做了日本人的枪下之鬼。
1935年冬天的北平表面上来看和往常没有明显的不同，可是，在陈瑜的眼里他还是看出了不少端倪。首先是北平的大街上徒增了许多身份不明，来历更是不明的日本浪人，其次有那么一小部分中国人也在暗中投靠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更为甚者，是山海关外，日本关东军步骑炮诸旅对关内的晋冀鲁豫各地虎视眈眈，而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此时的处境明眼人只要一看就已知颇为不妙。
陈瑜在西直门外的一家商户（当然是军统北平站的联络地点）下榻之后，决定第二天便去宋府拜访这位故人。
第二天一大早，陈瑜一个人出了门，北平站的几位同仁准备随他一起前往宋府，但都被陈瑜好意拒绝了。不过，他心里清楚，这些家伙一定会在暗中监视着自己的行动，这当然是蒋委员长和戴老板都对自己不怎么放心的缘故。
此时正值深秋时节，一进西直门，陈瑜就看到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正自沙沙掉着枯黄的落叶，戴有毡皮小帽的年轻人正在用地道的京腔儿叫卖着糖炒栗子。他不知怎么的，忽然由糖炒栗子联想到了安儿胡同口清真饭馆里冒着热腾腾膻气的羊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