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利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利,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
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据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估计还不用脚趾。
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时代,朱棣就会惊喜地发现,目前的纪录还是零。而朱棣对打破这个纪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如果有人告诉朱棣,出一笔钱,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造反失败赔钱就行,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凑足的。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长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可就是这样,他在造反前还左思右想,犹豫不定。
朱棣就不同了,他出身皇族,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如果想找点刺,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纷纷议论,哪个更有钱,哪个更有权,哪里地方好水土佳。
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什么呢?
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是两个字——抱负。
道衍是一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他已经五十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炼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
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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