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的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做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做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牛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他大概是最为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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