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卢象升已经从送信之人口中知道了一二，但是他还是把急报恭敬的呈给崇祯皇帝，“皇上，西北有变。”
卢象升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心道该来的躲也躲不掉，难道这就是宿命吗？尽管已经有了些许的心理准备，但是看过急报之后仍然让我脑门冒汗，瑞王朱常浩死了，是死在了农民起义手里，农民军已经在汉中成了气候。
“孙承宗在干什么？”我把急报狠狠的扔了出去，“朕对西北如此上心，减免赋税，小心的赈济着，到头来却落得这个结果，真是气煞人也，孙承宗的兵马都是纸糊的吗？”
卢象升见崇祯皇帝火气正盛，小心的解释道：“事情发生的时候，孙大人正在陕北剿匪，无暇顾及到汉中啊！而且，陕西事情颇为复杂……。”
其实在崇祯刚刚即位的时候天下已经不太平了，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了叛乱，第二年，贵州土司安邦彦也反叛，两人互相则应致使西南大震，直到天启末年才费尽力气把叛乱平息下去。
而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有荷兰人占据澎湖列岛，进而盘踞台湾，更为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经形成了不少的海商集团，既做生意也干打家劫舍的买卖，势力非常强大，朝廷根本束手无策。
崇祯登基后，海上霸主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跟朝廷作对，虽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人，但是朝廷仍然无法节制他们。
这是西南和东南，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都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不安定的因素转移到了北方，伴随着百年难遇的灾害泛滥起来。
要插一句的是山东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虽然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下来，但是徐鸿儒使用的手段却是最让人头疼的民间宗教，邪教之流，很能蛊惑人心。
接着便是陕西的民变，实际上陕西的民变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是那时候的民变规模比较小，不是偷鸡摸狗就是拦路抢劫，远没发展到攻城掠地，夺府杀官的地步，因此地方政府也就把这个归类为治安案件，没怎么深入治理，也恰恰因为地方政府的态度问题，才使这些小规模的民变逐渐发展，渐成燎原之势，从而走上历史舞台。
最初是王二、王嘉胤，他们闯出字号后，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为了糊口，伸手夺食，形成了几股重要力量，诸如汉南王大梁、老回回马守应、罗汝才、安塞高迎祥等等。
我在卢象升的进言下平复震怒的心情，一点点的回顾脑海中跟农民起义有关的资料，以及我做出的措施，其实陕西就是一个无底洞，自从我接手以来没有一天不要银子的，可数百万两银子塞进去了，一点起色都没有，岂能不让人恼怒。
卢象升见崇祯皇帝心态平和不少，“皇上，现在陕西主要有两股流贼，在南则是王大梁，在北则是高迎祥，他们彼此互相呼应，孙大人也是疲于应付，困难的很。”
我叫人捡起急报又看了一遍，招呼卢象升道：“建斗啊！你看看。”我见他看完了接着道：“孙承宗做的已经不错了，朕刚才失态了，观此急报可知陕西的乱民不但数量不减反增，活动的区域也增加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为了找口饭吃的农民啦！”
卢象升点头道：“皇上所言极是，最初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那是乌合之众，作战能力很差，可现在来看，乱民之中不但有了土贼，还有边贼，回贼，响马土匪之流，这些人很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式，强悍勇猛的很，所以孙大人应付起来才会吃力，所以瑞王才会遭遇不测。”
其实卢象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说，那就是崇祯皇帝对陕西用政太过苛刻，孙承宗和杨鹤赴陕带着的命令是以剿灭为主，安抚为辅，其不知陕西民风彪悍，正是这一点才使孙承宗杨鹤举步为艰，使流民越发难以剿灭，这些话卢象升想说却不能说，他觉得火候还不到。
“建斗有何见解？”我问卢象升。
卢象升沉吟一声道：“微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堵住流贼流窜，不要让流贼窜入其他省份，免得再生出事端。”
又走回了老路，听了卢象升的话，我记得历史也有过这个烙印，希望把农民起义控制在陕西一省，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啊！对此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急报上说农民军差不多有二十万人，怎么打呀！
“朕打算让爱卿率领新军入陕，不知爱卿以为如何？”张庆臻带走了两万人马，京城现在还有四万新军，我想让卢象升亲自带领两万新军入陕，帮助孙承宗剿灭流贼，一定要尽快剿灭流贼，跟皇太极的和约随时都可能会撕毁，我可不想陷入两面作战。
卢象升一直认为崇祯皇帝非常英明，他就是不明白崇祯皇帝为何在陕西一事上一意孤行，这件事应该召内阁成员和参谋们共同商量一下才是，集思广益未必不能想出一个好办法呀！
“微臣没有异议，不过……微臣认为一味的围剿没有收到成效，不如改变一下，只要诛除首恶即可，对那些胁裹从贼的老百姓一定要从宽处理，孙大人和杨大人应该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其他人就未必了。”
我感觉卢象升意犹未尽，问道：“爱卿都知道些什么，不要吞吞吐吐的，爱卿不觉得难受吗？”
卢象升身为兵部侍郎，对陕西之事了解的很，他虽然没亲眼看见，但是听说陕西当地的地主豪强和一些领兵将领对那些胁裹从贼的老百姓一个都不放过，加上朝廷大方向政策也是以剿灭为主，才酿成流贼越剿越多，剿不胜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