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就民族的总体勤奋程度来讲，可能除了高丽人、倭人、日耳曼人以外，这个世界很难找到能和汉人稍微比较一下的民族了。而说到对土地的热情，那就更是想找一个可以拿出来和汉人比较的民族都没有了。
勤劳、坚韧，对土地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样的一个民族，只要统治者不乱折腾，生产的恢复和重新兴旺就是迟早的事情。蒋通所有的关于农业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农民能够安心从容的进行生产。只不过作为穿越者，他对后世的人口爆炸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景象记忆实在深刻，所以暗地里在自己的农业新政里埋了一颗钉子，这颗钉子现在的作用不会很明显，但几十年后就会替代既往的人头税，成为限制人口过度增长的一把利剑。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汉民族除了勤劳、坚韧等美德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缓慢性、生产周期过长，极度依赖天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问题，也导致这个民族有着过分执着于土地、缺乏纪律和公德、过度喜欢集权、崇拜权力、保守而讨厌变动、重血缘关系轻道理法律等诸多问题。所以蒋通除了尽可能的保障农民税种单一，更够安心生产外。还需要对这个社会的基层稍稍做一些改造。
当年安置流民进行军屯，就是蒋通的尝试之一。在去年的渤海大叛乱中，军屯的屯民在镇压邻县叛乱方面作用巨大。所以虽然自从渤海世家集体毁灭后，渤海已经不再有军屯民屯之分。但是军屯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完全消散。
蒋通规定：渤海各县既往兵屯一律取消。兵屯屯民全部转为民户，与当地既往民户一起进行重新编户。以户为基本单位，每三百户为一亭。一千五百户为一乡。因为渤海的军屯民屯合并，渤海下属各县基本上都能有万户左右，这样每个县都拥有七八个乡。而在青州的其他几个郡国，一县差不多就等于一乡了。
亭长、乡长都必须由蒋通的老兵担任，而且都有任期。五年一换，不得连任。卸任后除非有升职或者他用，否则卸任亭长、乡长必须定居在他以前任职的地方——这是为了避免此人在任的时候过度中饱私囊、鱼肉百姓——你在任的时候嚣张跋扈试试？卸任了你还得在这个地方终老啊。
原有的各屯屯长直接转为县尉。而县长，蒋通最痛苦的就在这一环节。虽说现代社会都有“官你都不会做，你还会做什么”的调侃，但实际上公务员的工作相当复杂而具体。是需要一个人具备相当综合素质的。这些素质，在这个时代，只有家学渊源的士族子弟才普遍具有，庶族地主家庭和一般平民家庭的人不完全排除具备这些才能的人才，但是人数相对来说极少极少。而渤海绝大多数世家又被自己给毁灭了，一般的平民暂时还没有这个本事去做县长。所以不得已将青州残存的一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尽可能的利用起来。一时间，渤海修县高氏、渤海重合县欧阳氏等在去年的大叛乱中成功押宝的家族势力大涨！但即便是如此的饮鸩止渴，仍然有很多县都没办法配置合格的县长及其属官。蒋通不得不把自己的亲戚、亲卫、家奴什么的全部放出去暂时担任县长。这其中，自己的几个妻兄妻弟、黄琬的已经成年的六个儿子全部被任命为县令，自己身边的亲卫，原先江夏黄氏的家奴黄飞，也被任命为县令（黄琬有子十一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第十个儿子黄权，还有第六个儿子黄侃，也是一员猛将，开创了固始黄氏）。结果就是，东汉末年国家政权腐朽的三大支柱，除了宦官，士族、外戚又一次掌握了青州的大权。
虽然表面看起来士族、外戚在青州复苏，但是身在局中的人们心里很清楚。青州的士族、外戚享受到的权利，已经比起以往大为缩水。最简单的就是：军屯虽然解散了，但是地方基层的亭长、乡长仍然是蒋通的老兵担任，蒋通对基层的控制力度仍然是极强的。
由于青州的农民不再负担徭役、兵役，所以农闲时节就有大把的时间。这些时间蒋通可不愿意让这些家伙闲着没事一天到晚就专著于造人。原有的军训、夜校学习一样要继续保持。这是为了加强农民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再说民众有了事情做，一天到晚瞎琢磨的时间就少了，这也有利于统治的稳定。
而且蒋通对前世的人民公社这一组织认识得比较深刻：过度的集中，连农民吃饭都要在一起吃当然不好。但是应当注意到：一家一户的农民，其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是相当脆弱的。若不把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稍微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把农民给搞破产。事实上现代中国，以乡村为单位的小型水利设施诸如堰塘、水渠等，90%以上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的，这些公共水利设施就逐渐荒废，对农业的支持作用也越来越小。
所以蒋通在取消军屯的同时，仍然强调保证农村人口具备一定的组织性。每年的军训，每月的夜校，都是必须要保留的。这也是为了和世家大族争夺基层的控制权。从而从根子上断掉士族再次复兴做大的可能。此外虽然农民不用服徭役，但是在亭长、乡长的组织下，兴修一些本地的沟渠、堰塘还是要做的。不过蒋通表示，农民兴修本地的沟渠堰塘，政府承担其中一半的费用。并且明确规定了农民参加这些工程修建的日期不得超过三十天。至于说跨县域的水利工程，那当然是渤海建筑大队的事情了。
初步解决了农业问题后。蒋通开始考虑手工业问题。
中国的手工业科技其实很发达，但是一般都是经验的传承，缺乏理论的升华，而且这些经验的传承往往是口口相传和从业者自身的经验积累，这样的传承相当的不稳定，社会变动、疫病、战乱等诸多因素很可能就造成某项技艺失传，所以这一块必须得改。
蒋通前世是医生，对人体构造什么的很熟悉，但是说起物理化学等学科还是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他也只是给大家指明一个方向：从经验中提取可以推而广之的科学理论，再把这些理论拿到实践中去重新论证。在医学方面，他当然可以以身作则，而在其他方面，他除了什么杠杆原理啊、热的传导啊等初中物理知识外，就说不出个什么了。不过蒋通也定了规矩：工匠有啥心得体会可以自己或者找人写下来，在实践应用中如果得到论证，政府给予的奖励足够这个工匠三世无忧。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强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当然不必说，有知识有权力，同样也很有钱，属于统治阶级。被统治的三个阶级中，农虽然穷，但是社会地位高，商虽然贱，但是有钱。就工这个阶层很惨：他们比农有钱，但多的及其有限，若是碰上国家政策扶助农民，他们的积蓄搞得不好还不如农民。和商人比起来呢，表面上看起来比商人有地位，但实际上和那些官商勾结的商人比起来差得老远。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工的地位如此的尴尬，稍微有点门路的人都不会去做工。优胜劣汰下来，最后去做工的，往往都是社会上最老实、最弱势、最没有办法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怎么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呢？要知道，工业才是最需要科技含量的啊。
蒋通前世是医生，医生乃是百工之首。转世过来的蒋通，当然要对工人好一点。
在关于青州治下工匠的福利问题上，青州牧府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厚条款。
首先是严格准入制度。从事任何行业的工匠，都必须经过执业资格认证，一旦通过认证，按照不同的级别，政府都要予以基础补贴，这点基础补贴，勉强足够一个人糊口。算是解决掉工匠的基本生存问题。
工匠通过执业认证后，可以独立开店，也可以与人合伙，又或者去给其他工匠或者官办工坊做工。独立开店或者与人合伙的收入政府管不了，但是在给别人或者政府打工的工匠，政府规定了最低基本工资。工匠若是通过自身的教授，培养出来新的通过执业认证的工匠，做师傅的得到的奖励也极为丰厚，此外还有工伤制度，养老制度等等。
不过在这个时代，国家主要还是需要农业来支撑，工业还需要从农业那里刮取一部分利润来进行滋养。所以政府保证的福利待遇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但是为了工人的收入能够得到保证，蒋通除了鼓励发展科技，利用科技指导生产出优势产品外，也对工业实行轻税扶持政策。此外还不顾手下文武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大匠师制度——凡是通过执业资格认证的工匠，按照一定年限进行执业级别升级考试认证。从最低一级的匠师到最高一级的大匠师，一共分为九级。从三级匠师开始，匠师就已经能和县令敌体，面对县令时县令要先躬身行礼。到了九级的大匠师，蒋通见了也要先躬身行礼。除此之外还有相当的政治特权，这就在政治给予了工人极高的地位。这就保证了在这样一个重视身份地位大过实际利益的国家里，人们愿意从事工匠的职业。
当然，关于工业的问题，蒋通也只能是趁着这阵子他凶名在外，接着大量的人头立起来的威信强行推行一些在平时很难让大家接受的规定罢了。真正的工业发展，是非常漫长遥远的事情，短时间内看不到什么回报的。在青州境内，农民负担减轻，政府从农民身上拿到的东西虽然没有减少（被减少的是官员们上下其手的贪污所得），但也没有增多。再加上工业暂时看不到丰厚回报的现在，要想收取大量的金钱来支撑青州日益精密的战争机器，蒋通还得把脑筋动到商业上。
所谓超越时代半步的是天才，超越时代一步的就是疯子。蒋通可以提前搞出均田制、占田令甚至摊丁入亩，但是绝对不敢在现在就彻底免了农业税。同理，他可以给予商人很多，也绝对不会像历代统治者那样把商人视为贱民和肥羊（古代中国历代商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都必须依附权贵，否则就是被宰杀的肥羊。就算依附了权贵，也还是肥羊，不过可以长得更肥一点而已）。愿意立法保障商人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资源和现阶段主要的税收来源，蒋通还是不愿意放手的。
蒋通首先确定的就是继续维护汉帝国的食盐专卖制度。虽然蒋通以前是土豪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围海晒盐，也兼职做私盐贩子。但是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现在他是青州牧了，谁再敢卖私盐就是从他的钱袋子里抢钱！毕竟这是古代，还是古代的乱世。大家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商品消费是很有限的。而在所有的商品中，唯独这盐是万万不能缺少的。大宗的商业税，还是只能从盐上面想办法。蒋通将青州境内所有盐场实行军管，所有盐场全部实行围海晒盐，大批量的食盐出产后，以极低的价格猛烈冲击全国盐价。在获取大量利润的同时，也使得自己的几个邻居苦不堪言：很简单，老百姓都买青州盐了，本地官营的盐场卖不出去，自然盐税就缩水了。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盐税缩水就意味着自家财政起码被砍掉了三分之一。
除了盐政，铁、茶、酒等重要物资，青州牧府也全部实行政府专卖。虽然官营商业效率低了点，也很容易滋生腐败，但是却能够获取大量的利润。在现在这个急需集中一切力量扩军备战的时期，蒋通也捏着鼻子认了。
青州毕竟是久经战乱，商业极不发达。为了促进商业的迅速复兴。蒋通规定，在自己的治下，所有商品，只收出产税和落地税，免除一切关税。这样就可以刺激各级地方官员积极的发展本地的一些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能够刺激各地官员积极发展本地市场。而免除青州境内所有的关卡，就意味着商人在青州境内行商，一路上可以畅通无阻。这一点对于青州境外的商人来说就意味着极大的商机和利润。而从州外来的商人多了，青州自身的产品就有了保障：没有哪个行商只做单面的生意。他们从当地带来的商品在青州销售完毕后，肯定是要购买青州本地的商品踏上返程。而这样一来，就免除了青州需要自己去打开外地市场销路的麻烦。从而解决掉青州外围诸侯均对青州持敌视态度，对青州的商人过分限制的问题。
最后，蒋通对青州整体经济发展做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就是：自行铸钱！
两汉四百年，除了王莽新朝时期短暂中断外，全国上下一直通行五铢钱。五铢钱重量准确，轻重适中，经过两汉四百年的使用，老百姓认同度极高。本来蒋通也暂时没有想到要自己铸钱的，但是初平元年董卓准备开始迁都的时候发现钱不够用，于是就不断的降低铸币的质量，到了最后无耻到一枚轻的不能再轻的小铜片，也被强行规定当成五十枚五铢钱使用。这就是彻底的不要脸，抢劫民众的财富了。他这么一搞不要紧，各路诸侯都开始有样学样，大汉帝国的币制彻底乱了。而商品经济上又有着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汉五铢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商品经济还有这么一个规律：大家都在卖真货的时候你卖假货，你会大赚。大家都卖假货的时候你卖真货，你还是会大赚。所以蒋通在大家都开始不断降低货币质量，以此从民间抢劫的时候。却反其道而行之，老老实实的做足质足量的汉五铢。
青州基本的范围是中国现代的山东省，而现代山东滨州市下属的邹平县，就有着中国数的着的铜矿。所以蒋通要自行铸币，完全有这个条件。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知道自行铸币的钱息是多么值得期待。也知道该怎样尽可能的防伪。所以青州做出来的汉五铢，足质足量，每枚铜钱的边缘还加上了齿轮状的边纹以致极难伪造。所以当大汉帝国因为诸侯割据、各路诸侯私铸货币导致市场混乱，商人惶恐，百姓愈加贫穷的时候。青州却保持了市场的稳定和民生的稳定。这样的稳定对于乱世之中的百姓和商人，其吸引力当然是不言而喻的。青州迟早会成为一个吸盘，对周边的人口不断的进行吸纳。而在这样一个乱世里，人口的多少就意味着实力！
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可靠的规章制度后，中国人勤劳的天然属性，必然会使得青州迅速的恢复生机。残破的青州，在蒋通的治理下，很快就将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