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1]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2]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3](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4](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5]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6]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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