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詹是晋文公重耳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第二年，重耳在秦**队的护送下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郑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晋文公放出话来：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
叔詹，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叔詹的主意？
不。恰恰相反，叔詹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只不过，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叔詹提出：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他。因为叔詹早已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叔詹是对的。
不过，当年的郑文公虽然铸下大错，这时的表现却像条汉子。他拒不交出叔詹，甚至不把这事告诉叔詹。
叔詹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叔詹，只身一人奔赴晋营。他说：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叔詹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你讲！
叔詹说，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下臣当年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现在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立即站了起来。他下令释放叔詹，并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叔詹受人敬重自不待言，可惜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签则辱国，不签则亡国。进退维谷，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郑国派出的外交官，叫烛之武。
烛之武是郑文公亲自请出山的，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所以，郑文公去请他时，他的回答是：臣年轻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老都老了，又能怎么样？郑文公则放下身段诚恳相邀：过去没能重用先生，是寡人的过错。但如果郑国灭亡，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烛之武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
烛之武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做晋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只能釜底抽薪，策反秦穆公。但，动之以情，没用；晓之以理，也没用。能够说服秦穆公的，只有利害。
潜入秦营的烛之武，给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有没有好处。烛之武的结论是没有。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飞地。飞地是很难真正占有的。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有没有好处。结论是有。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东道主，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行李又叫行理或行人，即职业外交官。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靠得住。结论是靠不住。前车之鉴，便是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何况晋国的野心，哪里会有满足？他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烛之武对穆公说：请君上三思！
秦穆公当然一听就懂。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这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这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这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晋文公也撤兵。[13]
[13]本节综合《左传·僖公三十年》、《国语·晋语四》、《史记·郑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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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叔詹和烛之武，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