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情愿的提起苟老师，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终于要提起他了。
苟传雄，一个很变态的名字。当然一个人姓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且我也听过一个笑话，是说某个部队的领导分别是“熊司令”、“苟军长”、“胡参谋”、“杨队长”、“候指导员”以及“牛政委”，但是这个苟传雄却是个传说中的“狗人”。
此人系文革之前的大学生，是新中国大学系统在五六十年代的杰作。文革的时候估计是让红卫兵当臭老九折腾的够一壶，在加上自视甚高，所以苟某对工农兵学员怀着刻骨铭心的恨意。可是命运弄人，眼下系里这一班老师大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苟某也就因此不得烟儿抽。当然学术上的争执也往往直接转化成个人之间的打击报复，工农兵执掌着天下，他苟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要说他没有水平那是对不起**的话，但是**的思想改造没有引导他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反而使他长了卖身还不想叫“婊子”的臭毛病。所以我对苟某的总结为理论有一点、实践差一点、人品没一点。
后来我对苟某也是怀着像他对工农兵学员一样的恶毒的恨。
苟某一向是坚持英文板书的，这纯粹是为了展示**培养的新中国大学生也有些许外语能力，对教学有没有好处不是他考虑的东西。于是我们这群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走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路的20世纪最后一届大学精英经常是听他讲课就抄不完板书，抄了板书就听不见他讲课。那时那刻，苟某一定真以为自己是学界泰斗黄昆、谢希德了，看把下面的精英折腾的。
苟某出版过一本习题集，也就是把教材上的习题拿来做上一遍使之有个所谓“标准答案”。一个教师会做习题本来不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苟某依靠这本正规出版物评上了副教授，所以这本书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无疑是和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同等重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的是这本书专业性太强、学术性太低只印了区区2000本；可悲的是这2000本也全部都是苟某自己掏钱买下来了；可恼的是他逼着一届届自己的学生卖这本光是勘误表就有3页的烂书。苟某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每年的考试必定会从此习题集里面原封不动的出题。于是大家就只有兴高采烈的充满敬仰的无限感慨的到苟某处求购。想一想2000本自己出的书在自己的家里堆着是什么状态。我没试过，以后中了彩票我一定印一批体验一下，但想必不太愉快，虽然都是纸制品毕竟不如人民币那样浓缩人生精华。于是苟某每年也会依依不舍的卖上几十本书，到了这个他退休的年头听说还只剩下几百本了，真是可喜可贺。
我们班全体同仁当然也是像先辈们一样无怨无悔的求购了此书，盼着期末考试的时候能用得上。可其实那是不可能用上的，因为很难看得懂。同样是科技类的书，中国人写书和外国人目的不一样，外国人写是为了让你看得懂，学到点儿什么；中国人写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才，甚至只是为了评职称，晦涩一点显得有深度，而且还就怕你学会了抢他饭碗。于是真到考试的时候我在卷子上写满了字，是唐诗还是宋词记不太清了，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的是因为早从老大哥那里了解到苟某是“吃贡”的，也就是可以用物质摆平的。这套业务是大学留给我的宝贵财富。过程很顺利，就是到他家里，听他讲了一通人生的哲理和他对年轻人的不屑（这与当初教高数的那个人渣说的没什么分别，这套业务他们也是熟透透的），然后留下两条“黄山”走人。可是考试结果出来以后我和总理都出离了愤怒，我们两个竟然都挂掉了。先辈们总结原因是两条，第一，除了送烟我们还应该把话说到位，应该痛斥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教授们都是误人子弟之辈，纵然得到正教授的职位和硕士导的尊荣也都是靠欺上瞒下、指桑骂槐……（以下略去十五六个类似不着边际的含有贬义的成语）。然后再提出一定要再买上几本苟副教授的大作回去收藏，将来有了儿女也让下一代知道当年老爹是多么牛屄的在苟副教授的指导之下考过了一门多么重要的课程。第二，今年是老苟退休的年头，他正盼着系里能反聘。当然在其他教授的努力之下希望基本破灭，甚至这门课程是不是随着老苟的退休也寿终正寝也是一说。但是如果还剩下几个不及格的学生需要重修那么是不是真能苟延残喘呢？
我自己体会两条“黄山”无论如何可以***令他够口了，于是竟然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下定决心把事情弄大。当然这不符合我随和的本性，但两条“黄山”的失落令我头脑发热，已经不顾后果了。随便一提的是总理送去的是两条“石林”，所以他的愤怒只是限于“石林”那个档次上。
我敲开了系主任（也就是和我一起感叹“哎我**”的那位，刚刚提拔的主任）的大门。
“主任我有事跟您说一下。苟副教授这屄也太不讲究了，我送的两条‘黄山’他是收了，可是事儿没办，考试还是抓我。这是什么诚信度，还有行规没有？”
系主任看着我的眼神就跟《e.t.》里面人类看见e.t.的眼神完全一样，毫不含糊。在经过若干时间的确认这不是梦幻以后，他极度慌乱的开口。
“苟副教授今年退休，可能他……”
“就是他想争取反聘也不能玩我呀！抓我就是盼着明年辅导我重修呢吧？这样的玩艺儿你们坚决不能聘。”我更加气氛，而且着意的要把系主任的火气也撺逗上来。
可系主任就像没有发现我打断他的话似的，继续说：“但是他严格要求还是对的。可能方法有些不符合实际，但是希望你还要正确理解。下一年度这门课已经定下来我来上了，到时候重修的同学我一定不会为难，我跟你打保票。”
“那好，有您这句话就行。不就是200元重修费吗，我就是气在事儿上，没有这么办事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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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对人讲过这个经过，但是小文也好，总理也好，大黄也好没有一个相信的。他们同意的结论就是我脑袋让飞机刮了，让火车撞了，让拖拉机压了，让大铁门挤了。其实我自己也纳闷，我是奔着鱼死网破当场退学的心思去的，怎么就安全无恙还理直气壮的就回来了呢？后来这科真的过了的时候司徒分析过。
“那时系主任刚刚接手系里的工作，一个退休的老家伙也没有必要深究，况且自己根基未稳系里的山头哪个也不能动。至于你无非是个终要毕业走人的学生，处理你只会给他自己添尴尬，这事情闹大闹到学校他不是自己找麻烦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正路，难的就是他有涵养没和你动气，而且以最快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人才啊，将来还能更上一层楼。”
我挺佩服司徒的官场头脑。但对这件事也深深悲哀，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里面这种事情我想闹大都闹不大。
大学三年级，挂一科――某变态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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